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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施暴者必將付出巨大代價

作者:田飛龍

發布時間:2019-08-13 08:14:32

來源:光明日報

連日來,香港反對派激進分子不斷刷新暴力破壞行為的下限,對香港法治與民生利益造成持續性損害。8月11日,香港發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彈襲警事件,包括灣仔警察總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遭襲擊事件導致一名警員受傷,這不僅有著進一步暴力升級的傾向,更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

“反修例”風波以來,示威者的行為處于不斷變質的過程中。最初的“反修例”是以合法的游行示威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但示威者不斷濫用這種自由,以暴力因素裹挾游行示威,模糊甚至有意混淆合法示威與非法暴力的規范性界限。對暴力的超限容忍乃至于禮贊,根源于香港一些政客對超越法治的激進主義思想的誤導性傳播。這種以抽象價值凌駕乃至于抽空具體法治的動員與誘導行為,本質上屬于反法治、反社會的煽動性犯罪行為,為文明社會的法治與道德原則所不容。

這種變質過程大致經歷了3個暴力逐步升級的階段,最終導致香港的游行示威喪失了作為文明法治社會政治行為的基本倫理底線與節制美德:第一階段,總體上以組織者合法申請并獲批的和平示威為主,暴力因素極其微弱,處于組織者自控和法治可控的范圍內;第二階段,尤其以6月9日大游行鼓噪起來的聲勢為依托,出現了“合法示威開頭,暴力沖擊結尾”的混合形態,示威活動觸犯法律底線;第三階段,以暴力占領立法會為分水嶺,出現了未獲警方批準條件下的非法集結與暴力襲擊相結合的“純粹違法”形態。示威活動從“基本合法”演變為“純粹違法”,甚至出現“恐怖主義化”,香港的法治與營商環境遭受重創。

這些在少數外媒眼中的“和平示威者”是怎樣的形象與裝備呢?其一,全副“武裝”,黑衣口罩的制服化,整體劃一的頭盔,鐳射筆,自制各種“臟彈”、燃燒彈等,這些裝備是和平示威完全不需要的,但卻是暴力犯罪乃至恐怖行為的基本配置;其二,游擊戰與極限癱瘓策略,導致香港法治與民生的破壞行為“遍地開花”;其三,持續的主動挑釁與暴力襲擊,導致警民沖突不斷,甚至出現了“群眾斗群眾”的惡劣事件,欺凌真正手無寸鐵的普通市民及上班族;其四,無休無止無底線地尋求外部干預和超限對抗,挑戰“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權威及規范效力,亦缺乏理性對話的意愿與能力,形同被簡單操縱的“政治智能機器人”。

這些黑衣人的暴力行為無法無天,無法理解,甚至無法對話與控制。這些現象根源自此次示威活動的全程網絡化與“無大臺”的新特點。所謂“無大臺”,即多點、單線聯系式的新技法,固然給警方應對、控制與偵破帶來一定的困難與挑戰,亦使得政府與示威者的理性對話機制與平臺難以搭建。

從黑衣人的嚴密組織化與裝備應戰技術而言,除了缺乏真正的反抗意志與作戰耐力之外,在形式上已具備特種作戰沖擊的基本技巧與方法。這對香港警隊提出了更高的挑戰與要求,即必須更新加強有關的治安防暴裝備,升級現場控制與打擊的強度與協作能力,甚至需要進行專門的“反恐”訓練,以及做好媒體輿論的公關與解釋工作,始終確保一線執法的合法、精準、高效與社會可理解等相關正當性與專業性要素的有機結合。面對新式的暴力沖擊甚至嚴重的襲警行為,香港警隊必須堅守法治底線、執法專業性并在實戰中不斷提升耐力、技巧與止暴護法能力。

香港警隊經歷此次超高強度的挑戰與應對,將會產生兩個奇特的效果:其一,極大提升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與形象,并自覺成為“一國兩制”下香港法治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共同守護者,客觀上可以促進香港管治力量的國家視野與責任感;其二,極大提升在國際同行應對同類沖突中的專業認可度與信譽度,促進自身的國際化發展。香港的平暴經驗可與國家及世界共享,這是香港對世界和平發展的又一個可能貢獻點。

總之,不斷升級的暴力對抗不過是香港反對派激進分子的最后表演。當示威活動演變為“純粹違法”形態時,已經沒有什么源自香港的核心價值及法治原則能夠為其辯護和正當化了。當示威者如今從每一次的起點處就違法時,暴力的升級不過代表了一種違法性深淵的罪惡召喚及罪行的深淵化。民意最終會理解和接受香港警隊的止暴護法正當性,而“止暴護法”必將成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與香港社會開展“后運動治理”與法治權威修復工作的最大共識,施暴者與背后策劃者也必將付出法治與道德上的高昂代價。(田飛龍)

責任編輯:韋世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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